驳

黑色是原文，红色是我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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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周隆滨

一、党领导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 党对中国人造成的灭顶之灾也不容否认！

当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必须有政党来领导和执政。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只能靠几十年为国家独立人民富强团结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垃圾马屁不值一驳 难道靠几个受西方资助的民主派和一些天真而又盲目的愤怒者组成的政党，能把近14亿人口的国家治理好吗？难道靠一个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的政党就能把中国治理好吗？大约20年前，一位欧洲的领导人访华时谈，你们国家一个省在欧洲就是一个大国，这样大的国家我们真不知道怎样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最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好意思提在毛泽东血雨腥风的极权恐怖统治下的前30年？怕死于共产暴政下的8千万冤魂索命？反对周文的人，尽管可以列出我国社会制度和社会的许许多多的弊端，官员的种种腐败，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把洗脑歌曲当论据？ 我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亿人摆脱了贫困，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搜刮民脂民膏然后拿去买外国国债，给外国人提供福利，还好意思说中国成了外汇贮备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大国身份得到国际认可，看看有几个国家给中国免签？还tmd大国身份得到认可，可笑至极！现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全球问题，离开中国都将陷入尴尬境地。那当然，钱包鼓起来的中共财大气粗，世界各地到处洒搜刮来的中国人的血汗钱，既收买西方文明国家，又收买非洲独裁无赖小国。这些伟大的成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鼓吹多党轮流执政的人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们为什么只谈我国的消极面，而不看伟大成就的主流面？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啊，哈哈哈哈。

二、不要把资本主义的溃疡当鲜花兜售 不要把专制的牛粪当鲜花兜售

我国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感性愤怒者，出于对美好社会的向往，看到社会诸多丑恶面，而不加以理性的分析，不看看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民主制度的危机，盲目地跟着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叫喊应搞多党轮流执政。你们应多多地听听西方许多政界和学者忧心忡忡的议论。哦，这就是你们继续独裁，拒绝民主，拒绝普世价值的借口，我懂了。美联社2012年1月25日达沃斯电说，西方式资本主义本身或许已经岌岌可危。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赖克要求“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墨西哥每日报今年1月26日的文章指出，改变“最富有阶层‘收购’民主进程的现象在这个国家（美国）一直存在。”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今年的达沃斯年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指出：“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将我们带入危机的制度早已过时”，《纽约时报》专栏文章指出：西方大国的民主只是名义上的民主，两党领袖只是维护最富有人群的利益。我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也只是最彻底的独裁，只维护一党的权力垄断利益。哈哈哈哈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多党选举轮流制不一定产生灵活性或合法性。难道一党独裁就产生了灵活性和合法性？一党编译不一定意味着僵化或是缺少民众支持。哈哈哈哈，我倒要看看现在的民意支持不支持一党独裁。我们国内的一些人光看西方民主自由的光鲜面，而不看实质和虚伪的一面。是啊，人家的民主是虚伪的，可我们自己呢？比人家还要虚伪千万倍上亿倍？

反之，世界对中国模式热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有着另一番评价。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16日发了题为：‘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美式民主不比中国政治模式优越。美国官员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不敢贪腐，当然 是艳羡肆意贪腐的中国官员了啊。奥巴马的姑姑差点被驱逐出境，而李刚的儿子却大喊“我爸是李刚”，奥巴马能不羡慕李刚么？埃及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优米说：“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快速发展的先河，这一点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非常鼓舞的，中国没有遵循此前西方的传统模式，它本身的发展道路就是活生生的范例，而它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更是独特而丰富的。”（2012年1月20日《参考消息》）。苏联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更多呢，咱们要超过它。更有评论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整个思想纲领都比自由主义民主更高级，也更有效。”（2012年1月2日《文摘报》）我没看出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制度比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高级在哪里。

三、搞多党轮流执政将是一场历史的大灾难 搞一党专政已经造成了历史的大灾难，凡是共产党执政过的国家，均是如此。

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民主的发展阶段，具体实现形式，是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制约的，特别是受传统文化制约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国的国情决定了民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就一个执政党就是赤裸裸的独裁，不好意思吧？所以要整八个拍手党在下面给你拍手？是民主革命长期斗争形成“荣辱与共”的政治生态系统，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绝不是一党独裁专政，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在朝党和反对党的关系，而是共同参政议政。我没看出其他政党哪个时候有过参政议政的，除了拍手以外。共产党在国家大事上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是政治协商过程，是集合中国社会各界精英的智慧和聪明才智的过程。这是真正有效率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全国民人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没有吵吵嚷嚷，有到处睡觉，还被国外媒体给曝光了，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更没有象某些民主国家的拳脚相加的暴力活动，难道就不民主吗？御用文人还真好意思举这个例子，你是愿意看见一群和自己无关的既得利益者在台上唱假大空的戏，还是愿意看到真正为民众争取利益才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的场面？看问题要看实质，看实际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不能只看形式。我同意这句话。

这里要向善良的感性愤怒者多说几句，请你们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和分析，比较一下中外历史。中国是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而不是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小国，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国家，是一个有两三千年封建专制而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国家。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如果搞多党轮流执政，硬要把西方许多人都认为岌岌可危的民主制度搬到我国来，必然招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反对，引起混乱和社会大动荡，国无宁日，每天都会见到街头游行集会和暴力，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哈哈哈哈，是啊，外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低廉的物价，低廉的房价，没有血汗工厂，没有毒奶粉，没有愤而自焚的反抗强制拆迁，等等。这只能为妄图颠复我国政权的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的平台，极少数人在外国势力的扶持下混水摸鱼，让想乱中夺权的人窃取国家大权。中共惯用的固定语句，只要是民众自发的维权活动，都要冠以“颠覆政权的敌对势力”或者“境外敌对势力”，当年学生请愿也被冠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今年2月前美国共和党总统侯选人、参议员麦凯恩公然对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叫嚣：“阿拉伯之春即将在中国出现。”这实际上是在号召中国国内的分裂势力，争“民主”、“人权”的分子、恐怖分子发出动员令，赶快行动起来推翻中国现政府。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现实已证实并将继续证实这一点。我们应从麦凯恩之类西方敌对势力唱的妄想曲中更加清醒起来。不怕中国人真的清醒来？

古巴共产党劳尔•卡期特罗今年1月在古共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指出：“放弃一党执政等于允许帝国主义多党制在古巴合法化，等于牺牲了古巴人民团结的战略武器。”依据历史经验，“我们在古巴坚持一党执政”，反对“重建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多党制”。古巴是几个无赖小国之一，我不多说了。。。邓小平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是他不止一次对美国前总统说：中国不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看，一个浑身刺满刺青的无赖脱光了衣服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无赖行为。邓小平这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你们准备怎么狡辩？这些都值得我们后辈深思。确实。

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当务之急 只能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结束一党专制。温总理都说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权贵市场经济乘隙而生，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攫取，腐败现象日益弥漫，两级分化不断扩大。哎呀，我没看错吧，讲这么反动的话？这些严重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渐取式改革，才是使国家繁荣富强的唯一之路。小平同志说得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局面，什么贪污腐败都不能去解决，什么不公平不公正都不能去解决，典型的与民为敌的思维。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证明，只有实现了稳定才有发展、自由和进步。每年民间的维权运动多达上万起，这是多么稳定的一个社会啊。搞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只能是灭顶之灾。是啊，四二六社论的经验教训要吸取啊，必须每天温习以防忘记了啊。

怎样改革？个人之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诸多改革中，当务之急首先要进行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实行严格的党政分开制，改变目前这种地县书记权力过大，企事业单位党政一把手集权于一人的制度。这种体制弊端丛生，极易滋生腐败。这不明显的反动言论吗？难道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蛊惑？其次，为了防止权贵腐败，省地县纪委应实行垂直领导，受中纪委直接领导，省地县监察局面由国务院监察部直接领导。同时应制一一个全国性的奖励举报贪官的制度，用赃款的5%-10%奖励举报者，以形成对那些想贪的官们的强大压力。再其次，党政和事业单位的第一把手的人事权力必须阳光透明，接受党员和群众监督。地县的党政第一把手，必须在党委会、党代会和人代会实行差额选举，把任命制和选举制结合起来。选举？你不是一开始就说选举就会乱吗？中国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吗？怎么，忘了？地县各局的局长任命必须提前一个月向群众公示，听取群众意见。官员们什么时候听过群众的意见，接受过群众的监督？

大国沉沦 第5卷－第3章

《大国沉沦》
作者 刘晓波
第5卷 我们能战胜恐惧
第3章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屡屡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
    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极权的登峰造极，也是彻底的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而个人却陷于一无所有的贫困之中。那么，当共产乌托邦破灭后，随着经济改革时代的降临，中国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基于利益计算的技术统治日益精明。特别是六四后，为了弥补邓小平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邓小平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遏制住了反改革的极左势力，发动了远比八十年代更为激进的第二轮经济改革，带来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中共统治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政绩，政权的钱包随之迅速鼓涨，其内政外交也越来越具有暴发户式的“财大气粗”。
    换言之，中共由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败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恶法治国代替了无法无天
    毛泽东时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话不仅是最高指示，而且是最具权威的法律，甚至在他病入膏肓的临终之际，女秘书通过猜口形传达的毛指示，也是治国的最高决策，那句无人能够确证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临终遗言，居然把僵化而平庸的华国锋钦定为毛的继承人，简直就是最大的政治笑话。  
    毛死，邓复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以“依法治国”的寡头统治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但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依法治国不过是党权主导的恶法治国。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另一方面，政治镇压依旧，且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寡头独裁体制的内部制衡
    基于维持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利益的需要，中共的统治逐渐走上镇压与赎买相结合的策略，其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也在加强。
    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利益分配不再是绝对权力的一言九鼎而是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从而形成了独裁寡头集团内部的权力制约，集体决策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使最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具有弹性，从而自发形成了左中右兼顾的平衡，而不至于走向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比如，即便在政治强人邓小平主导中共高层决策的时代，邓也做不到一言九鼎，他不得不顾忌到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左派的分量，邓在高层人士安排和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向陈云等人作出妥协。
    邓小平死后的江泽民时代，权力平衡已经成为寡头集团内部的常态。在政治局各个常委之间，每一决策的出台皆要经过讨价还价的妥协。现在的胡温政权的高层博弈就更为激烈，三年前胡温想借“周正毅案”整肃“上海帮”，但由于胡温在高层的权力弱势而不了了之；胡温经过一系列权力运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终于在三年后搬到了强势的上海大员。 
    总之，改革以来，中共历届政权在决策上的忽左忽右、变化无常，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时放时收，反映的就是这种左中右兼顾的平衡。 
    权力交接制度的定期化
    改革以来的中共进行了权力交接体制的改革，由邓小平的退休先例演变为权力定期交接制度。虽然，这种自我调整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纠错功能。
    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接过江泽民的权力，标志着中共的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迹之间的政策调整和相互补救。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接掌权力作准备，以便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由此，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都会对前任留下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针对GDP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均衡的科学发展；为了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等等。也就是从江泽民的“赎买精英”走向胡温的“赎买大众”。
    
    尽管，所有的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独裁权力这一底线，“亲民路线”也不过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至多是为缓解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而且，大多数调整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但是，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比如，为了缩小城乡不平等，不仅废除了收容遣送，而且取消了农业税，一些省市还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为了缩小城镇的两极分化，各省市提高了最低收入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等等。所以，胡温的亲民姿态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
    
    党权利益的空壳化
    
    表面上看，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的最大独裁党，而且是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已经拥有七千多万党员，中共中央代表这个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但在当下中国，中共利益已经无法被中央所垄断，利益集团内部早已开始了分化，随着权贵私有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利益的部门化、地方化、家族化和个人化，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且越来越刚性，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所以，与其说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统一体，不如说它是一个多个利益集团的复合体。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的利益只有各级权贵才能享有，而七千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象非党员的平民阶层一样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普通党员甚至沦为弱势群体。
    
    在这个利益日益分化的统治集团内部，中央决策层的每个大寡头都衍生出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党权的代理人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利益小王国。他们经营着其权力所及的一亩三分地，用尽一切手段将本集团的既得利益最大化，最终目的是把家族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除非外来的插手可以产生合谋分赃的结果，否则的话，不但横向的各类利益集团难以相互联手，就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和指令也难以落实，正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权贵集团与中央指令的关系，完全遵循以我为主的自利规则，对中央制定的政策和法规，对上级的指令，对地方官有利的就执行且要把执行力度最大化，无利则不执行且要让上级的指令消失得无声无息。
    
    意识形态的混乱化
    
    当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被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取代之后，中共政权越来越远离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变成今日中共的最醒目特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出台以来，以“资本家可以入党”为标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于是，改革以来，我们才会看到中共意识形态口号的五花八门。
    
    邓小平时代，在实用主义猫论的主导下，既有“发展是硬道理”、“搁置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依法治国”和“不当头外交”，也有“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和平演变”；江泽民时代，既有“三讲”、“以德治国”，也有“三个代表”和“大国外交”；胡锦涛上台以来，提出的意识形态口号更是五花八门，有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有保先运动、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党内民主、和平崛起；改革三十年来，中共的种种意识形态说辞，大有让人眼花缭乱之感，这在强调绝对的思想统一的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意识形态的混乱标志执政思想上和身份认同上的迷失。首先，道义合法性的日益流失，“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已经是具有紧迫性的问题，使中共现政权具有如何保住政权的危机感；其次，中共的统治方式必须转型，但在转型的方向和策略等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中共集团内部又难以取得基本共识，也就必然产生何去何从的焦虑。最后，各类深层的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统治的未来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共现政权看不清自身的未来。所以，当中共政权失去了权威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之后，党员们便陷入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的迷茫中，官场上的利益至上代替了政治效忠。
    
    然而，必须看到，无论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作出怎样的自我调整，但中共的独裁本性和权力自私始终未变，所有的局部调整不过是确保一党独裁的权宜之计。
    
    民间维权如何面对的利益党
    
    是的，蜕变中的中共可以苟延残喘，但在根本上找不到长治久安的出路。因为现政权的权宜性调整无力解决经济繁荣的表象下的重重深层危机——官权普遍腐败、社会公正奇缺、公共价值解体和社会公德崩溃——在这种制度的社会的道德的危机下，官民双方不可能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也就无法共同选择一个替代性转型路径。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共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不断加强，统治技术也日益娴熟，也具有了应对内外危机的灵活性，加之中国的精英阶层犬儒化和民间力量分散化，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所以，中共政权远不到寿终正寝的末路。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换言之，面对以经济发展为政绩合法性、以利益收买为主要统治手段的新型独裁政权，民间维权运动必须保持清醒：
    
    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另一方面，民间更不能低估民间力量自身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所浸染的独裁遗传——惟我独尊、急功近利和烈士情怀；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受迫害的经历来评估当下现实和现行统治，不能陷入一夜变天的梦呓；不要指望有人能提出解决中国僵局的一揽子方案，因为相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环境早已消失。也就是说，不能陷于自恋式的受难综合症之中而无力自拔，把个人的苦难作为最大的不幸，进而将个人受难上升为民族苦难和放大为全民苦难，从而膨胀出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似乎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受难，就有了充足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资本，要求别人把自己视为“英雄”或“救星”，有资格充当愚昧者的启蒙者和怯懦者的楷模。
    
    事实上，被某些境外中文媒体奉为民间英雄的人士，也大都是舆论热闹而现实冷清，海外关注而国内却没有多少追随者，甚至在民间内部都找不到众望所归的道义凝聚点。所以，不要指望登高一呼的英雄出现，不要指望出现众望所归的魅力人格，这样的英雄甚至在八九运动中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山头林立、相互不服，即便在开会时举手赞同，执行会议决定时也会突然变脸。即便现在真有智勇双全的民间勇士，也找不到多少铁干追随者。
    
    在温饱基本保证的社会中，受益最大的精英阶层和利益受损的绝大多数民众，即便心里认定了现存体制必须来个大变化，相对不公平感再强烈，但他们仍然抱有搭便车的态度。所以，知识精英和大众网民共同的网络家园《世纪中国》被封，却没有几个精英、也没有众多受益于该网站的网民出来抗议；名扬海外舆论的草根维权者陈光诚，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即便许多人知道他，对他的被捕也大都是看客，甚至他为之维权的当地农民，也在官权的软硬兼施下逐渐沉默。
    
    面对政府权威和民间英雄双双大幅度贬值的现实，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民间维权运动不追求夺取政权或社会整体改造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民间力量的点滴积累和独立民间社会的建设，即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公民社会的扩张。首先，致力于在官权控制薄弱之处扩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和资源，用不间断的非暴力反抗来压缩官权控制的社会空间；其次，通过民间代价的累计来加大独裁官权的统治成本，将统治者逼入穷于应对、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窘境。
    
    一句话，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2006年1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大国沉沦 第3卷－第5章

大国沉沦
作者 刘晓波
第3卷 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5章 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2006年的中国，如若列举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当然少不了央视热播的大片《大国崛起》。11月13日至24日，央视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一套同名共8册的系列丛书也已同步发行。这是一部世界大国兴衰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电视系列片。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三年，七个摄制组分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竞相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大国进行实地拍摄和深入采访，分别诠释了各大国500年的兴起史。

该片的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还采访了中外100多位学者，可视为学术与电视的合作；该片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令外界感兴趣的背景是，该片主创人员坦称：这个历经三年完成的专题片，最初的启动主要得益于中共高层的意愿。2003年11月24日，党魁胡锦涛主持的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由中国两位专家系统讲述九个国家的兴衰史。据该片总编导任学安回忆：“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9大国，500年，在北京噪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另据境外媒体报导，政治局学习过后，中共高层下发档，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其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人视野，为中国加速崛起进行必要的精神准备。更有境外媒体说，这是在为中共高层准备启动政治改革造势。

以该片的分量而言，按惯例应该在收视率最高的央视一套节目中播出，但官方选择了在收视率相对低的央视二套播出，也许是为了不至于引起过渡争论。然而，无论是哪个频道播出，该片毕竟是中共电视第一喉舌制作并播出的大制作，打破国内主流媒体对重大公共话题的长期沉默，必然为公共参与极度饥渴的民间提供了发言的藉口。所以，该片一播出，顿时引发如同大雨般的热评，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该片是否说清了世界大国的兴衰历史，则是见仁见智。无论是线民的看法还是学者的评价，也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对该片的总体评价，可用毁誉参半来概括。

参与该片制作的人员和体制内学者大加赞扬，透出一种自我表扬的肤浅；该片总策划麦天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访谈时说：“这部片子采取侧重历史事实，而较少价值判断的方式，导致了其中所敍述的历史，和我们熟悉的教科书认识有所区别。这个区别造成某种紧张和兴奋，总觉得是不是有点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脆弱的心理的一种表达。这么大一个社会，如果因为某部电视片而发生什么不得了的转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们这个社会。”他还谈到这部片的三大正面价值：1，让公众了解什么是“历史理性”；2，呼唤一种中国历史缺少的“妥协精神”；3，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在国家崛起中的关键作用。显然，麦天枢所表达的是一种“威权主义”的崛起思路。

新左派对该片进行猛烈抨击，什么“不过是《河殇》的翻版”、“迎合了近20年右派营造的主流观点”啦，什么“把美国的发展过程捧上了天”、“警醒美国等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新一轮的遏止高潮”啦，……学过西马的新左派，真是不长进，洋墨水并没有稀释满肚子狼奶，继续上纲上线，狂喷阶级斗争的口水。更有甚者，一篇署名‘溧阳’的评论居然发出足以把专题片主创人员送进监狱的指控：“河殇”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此前不久新左派对讨论改革的西山会议进行舆论围剿就有左客在网上贴出至北大党委的公开信，必须对贺卫方的反党言论严肃处理。（见“乌有之乡”网站）政治自由主义知识人对该片的评价还算公允，既有所肯定，也提出尖锐批评。在这方面，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评价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肯定说：“它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敍述，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还算恰当的取舍。通过对这些史实的敍述，把这些国家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基本上讲清楚了。这对中国人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是有帮助的。”但他同时指出了该片的三大不足，特别对该片的“较强烈的‘富国强兵’的味道”。他说：“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要实现国强民富，后面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没有正确的制度做保障，光从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上努力，可能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侵略、掠夺别国，屡见不鲜。”袁伟时最为不满的一点是：“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在这个地方回避掉。”（见《搜狐评论》 2006-12-12 ）社科院研究院党国英先生也说：“《大国崛起》解说词仅仅有12处提到‘民主’，且主要是在复合名词中涉及，并没有认真讨论民主政治的意义。”

在我看来，不管官方允许播放《大国崛起》的主观意愿如何，但由于电视本身的巨大传播力，在客观效果上还是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比如有网友就说：“非常好的片子，真不能相信是央视的作品。太震撼了，只希望不要被禁。因为我觉得其中的内容与中国现在的体制格格不入，他强调了公平，人权,民主,法律，市场经济....”

央视的《大国崛起》引发舆论热评，既与中共高层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有关，更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视化表达。可以说，当爱国主义变成绝对的“政治正确”之时，胡锦涛政权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必然变成备受关注的议题。比如，截至2006年12月12日，百度一下“大国崛起”，搜索到的条目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二万多条；谷歌搜索到的条目更是高达近三百万条。

的确，中国式高增长可谓一支独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已经高达1万亿美元），中国军力大幅提升，中共政要满世界撒钱，中国游客出手大方，中国商品无所不在，中国人手机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增长最快……所以，在江泽民时代的后期，随着“申奥”、“入世”等成功，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逐渐被高调的“大国外交”所取代，中国传统的“天下心态”也以“大国外交”的形式重新复活。当年，江泽民满世界作秀的表演，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对跻身于大国领袖的强烈渴望。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全力提升江时代的大国外交，对台对日对美的态度日趋强硬。针对台湾，高调出笼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针对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而且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中断中日元首的互访；针对美国，由于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美受挫，胡锦涛便有意联合世界上的反美国家，从邪恶国家朝鲜、伊朗到越来越独裁的俄罗斯，从古巴到委内瑞拉，皆变成胡锦涛政权的亲密盟友。胡锦涛与普京发表“联合宣言”，不点名地警告美国；中俄联合举行大型军演，也有给美国看的意味；与此同时，胡温等高官开始了遍及拉美、中东、非洲、亚洲的金钱外交。2006年11月4日－6日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钱请来非洲48国元首，共同拱卫着中共党魁胡锦涛，很有点众星朝北斗的意味。

精英、媒体和愤青的舆论煽情

在舆论的导向上，中国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断煽动民族自傲情绪，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21世纪已经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50年后成为取代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等大言不惭，屡屡出自主流媒体和各类精英之口。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日本，有人 甚至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20年后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胡鞍钢）；最保守的估算也认为中国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林毅夫）。

在反美反日反台独的民族主义狂热中，不时透出一股嗜血的味道。每逢出现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事件，网路上必然响起一片喊杀喊打之声。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加入到战争叫嚣的大合唱之中。有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有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以至于，共军少将甚至狂言：“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在大陆媒体中，无论是大陆人还是海外华人，只要在西方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就会统统变成强化民族自傲的麻醉剂。尤其是体育领域的成就更容易激起昔日“东亚病夫”的民族自尊。王军霞在世锦赛和奥运会，连续获得过万米和五千米的冠军且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她本人还获得象征田径最高成就的“欧文斯奖”。国内媒体高呼：“东方的速度和耐力正在征服世界！”姚明成为NBA“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2004雅典奥运的110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华人导演李安的《断臂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被大陆媒体称为“所有华人的骄傲”，“再次让世界对华人导演刮目相看。”

“我们曾经阔过”的阿Q精神随处可见，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不断被搬上银屏，马踏匈奴的汉武大帝，驰骋欧亚的成吉思汗，最早下西洋的郑和远航，扩大了中国版图的康熙乾隆，他们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绩，不仅满足了当代国人的民族虚荣，也激发起古已有之的天下心态和称霸欲望。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已经变成西方世界的流行话题，“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雄师猛醒”之类的评论不绝于耳；西方舆论种种关于中国崛起的议论，西方政要和各类精英不断惊呼，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每一项中国利好的消息，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刺激。中国人不但自视为“腾飞的巨龙”，也确实越来越把自己当作“猛醒的雄狮”。

中国崛起的另一面

在我看来，尽管中国的国力军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软硬实力，也谈不上二十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可以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所以，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对他们自身是一种警示，而对世界格局而言则有点危言耸听；中国人陶醉于“大国崛起”，对自身是一种极度自卑后的反弹，而对西方世界显得过于轻浮。然而，不争的事实是，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被狂热民族主义绑架的民心，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已经为在独裁称霸背书，那种愚昧而可怕的天下心态正在迅速复活，已经再次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部分中国人已经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开始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以至于，国人越发陶醉于虚构神话，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赞美而不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既不愿意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不愿意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的现实。

跛足改革支撑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付出的综合代价之大，是其他国家崛起过程中难以比拟的；中国廉价商品来自劳工权利的匮乏及其“血汗工厂”，也来自粗放型增长模式背后的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中共大订单特别是从花大钱从俄罗斯购买尖端武器的背后，是独裁政权对全民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的背后，是权贵私有化和制度腐败造成的两极分化；在看似稳若磐石的社会秩序背后，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

更为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民族主义骄狂的背后是缺少文明价值支撑的民族意识，一种原始丛林伦理——主奴人格：遇强者是奴隶，遇弱者是主子；落魄时极端自卑，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这样的民族意识，很难崛起为自立自尊的文明人。他们只能接受统治者的灌输、欺骗和恐吓，如同大人连哄带骗地管制着孩子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统治者用小恩小惠贿赂着、用皮鞭恐吓着、用歌舞升平娱乐着、用谎言毒化着国人的灵魂。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独裁崛起的大国，拿破仑的法国、希特勒的德国、明治天皇的日本、斯大林的苏联，不仅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无不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相对而言，英国和美国的崛起就与上述的独裁崛起极为不同，两国都是以自由宪政立国，由此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动荡，也很少遭遇内忧外乱的大灾难，可以称为长治久安的大国。如果说，大英帝国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而回归正常国家，那么，美国的崛起则完全不同于殖民时代的任何大国。美国在二十世纪的领袖地位不再依靠对大片殖民地的占领和掠夺，而是奠基于推动了反殖民运动和领导了自由民主运动。

今日中国之崛起，决不能再走德、日、苏的“独裁崛起”之路，而必须开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在当下中国，由于官民之间对如何崛起的路径选择存在着巨大分歧，是自由崛起还是独裁崛起？其未来前景充满了充满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私有产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使民间蕴涵着自发地走向自由的巨大力量；而官权对独裁制度及其特权利益的维护，对跛足改革的坚持，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最大障碍。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独裁的国家，中国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国度。

所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今日的独裁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君不见，钱包鼓起来的中共政权正在全世界展开金钱外交，它已经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它用来经贸利益来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场来利诱和要胁西方大资本。而面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独裁大国，如果它的独裁崛起得到不到来自外界的强力制约，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就将重蹈历史覆辙，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将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进程。所以，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2007年1月

假如中国发生革命

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当然不单纯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张，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我们制造专制者，专制者才得以制造专制。

1

我很少听从网友建议去写文章，这是因为我固守一个原则，对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问题尽可能不发表看法，然而本篇却是地地道道的“命题作文”。最近（“韩三篇”发表以后）关于革命的话题突然热络了起来，很多网友给我来信，希望听一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很为难，如果我说：“我还想看一看。”读者一定会觉得我虚伪，看来只能遵命了。

我想说一说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会怎样？一定有人不以为然：“现在连革命的毛儿都还没有看见一根，你却要说革命以后会怎样？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没有傻掉，我是这样看的：革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过程，有开始就会有接续，有接续就会有结局，它的内在品性不仅见诸于发端的部分，也会渗透进接续的部分，更会最终决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对结局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逆向考察，是可以破解隐含在革命之中的遗传密码的。

为了对革命有一个具象的概念，我先说一件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这件事我以前曾经提及，不可避免会在行文上有重叠，敬请读者原谅。

2

1927年年初，还没到春节，天气异常寒冷，一个早就对社会不满的家伙，根据“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怀揣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到我国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窜访，在乡下和县城召集农民代表开会，向他们了解最近几年政府违法占地、强制拆迁、农村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勾结鱼肉乡里的情况。

85年前的国家权力机构还不像如今这样致密，再加上五县三十八乡的政府的公仆们大局意识不强，在“维稳”问题上严重失职懈怠，导致这位刚过33岁生日的家伙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整整猖獗地活动了32天，居然没有被举报，没有被拘押，没有被送进派出所“躲猫猫”，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这个家伙根据这次流窜考察写出了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居然发表了出来，深得国内外敌对势力赞扬和欣赏，此文作者被誉为最深刻看清中国问题的完全彻底的革命者。

这个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和革命者，就是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被我们所敬爱，当然不仅仅因为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这一件事，作为最坚定的革命者，这位同志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真可谓在刀尖上行走，抛头颅、洒热血，将生死置之度外，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最后终成正果，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大救星”、“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早就有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即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得不做坏事，我记得最初读到记述毛泽东1949年以后所做坏事的书籍时，真是如雷灌顶，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那些白纸黑字是真的，后来知道了一点儿政治哲学常识，也就释然了。

现在，不管你对毛泽东是爱还是恨，有一点你无法否认，他的领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的获得又直接渊源于他深邃的社会洞见、卓越的政治运筹和军事指挥才能，这都不是常人可以具备的。除此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也必须强调指出来，那就是他对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深切热爱，这种热爱也是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

“陈行之，我读过你很多文章，我曾经认为你是坚定的反专制主义者，今天我才算看清，你其实是一个五毛。”

对此我不做辩解，我们接着考察85年前发生的事情。

3

流窜到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活动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当时的中国社会：“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经历中，显然是选择了“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这是由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站在社会潮流顶端的那个人，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欣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革命的几段著名文字----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篇幅所限，我不能做更多引述了，读者可以通过原文领略毛泽东作为最彻底的革命者是如何讴歌农民革命行动的。你会从文章中看到，给乡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没收他们的家业和地产、非法关押和枪决民愤极大的地主等等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可以被列为反社会暴行的行为，在毛泽东那里都成为了最值得赞美的革命事物；被严重破坏稳定的社会已经进入到反革命暴乱的状态，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主张有多么激烈。

能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有偏爱暴力的病态人格呢？我不这样认为。当一种社会力量用暴力的方式欺压人民时，人民当然有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的权利，这在任何政治哲学教科书中都是常识，这也是人类历史普遍书写的篇章，美国的建国者甚至公然把这一条写进了《独立宣言》。毛泽东对农民暴力行为的赞美，我想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皆因他对农民情之所切，爱之弥深，他比所有人都更深切更直接了解到了农民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遭受着怎样野蛮的欺压，因为这位出生于农村的年轻知识分子切实看到了农民生活的惨景，看到了整个中国从乡村到城市广泛弥漫着可耻的非正义。

这是对么可贵啊！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打一个不适当的比喻：当乌坎告急的时候，你有胆量背着笔记本电脑突破包围潜入这个村子去组织村民开调查会和座谈会么？

你有胆量在那里呆一个月之久，切切实实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么？你有胆量写出一份《乌坎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上传到网络或者发往国外么？你有胆量在报告中断言乌坎村村民冲击政府和烧警车的行为“好得很”么？你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可见，坐在书房里舒适地谈论革命是一回事，真的以“砍头不过碗大的疤”的气概投入革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不是偶然的，换一句话说，革命和革命者都不是闹着玩儿的，毛泽东当年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没有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没有坚定的对真理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信念，没有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境界，你连毛泽东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用网络语言表述：你连给毛泽东提鞋的资格都没

有，你不值毛泽东的一根汗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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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在历史情境中，所谓英雄，用浅白的话说，就是做正确事情的人，反之，我们把做不正确乃至于反动的事情的人叫枭雄。那么，什么才是正确呢？我以为这里大致有两个标准：一、你是不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做了时代迫切想做的事；二、你是不是在为人民谋利益，做了人民渴望你做的事。在这两点上，毛泽东全部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通常都认为1949年10月1日发生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用官方的话说，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所谓历史的选择，在时间意义上不过是对某个历史时段的归纳性描述，这就好比我们在一条直线上标注出任意一个点，这个点看上去似乎是静止的（所谓“历史的选择”），然而在直线的延续中，它显示的则是另一种意义：它既是过去的结束，也是未来的开始。

当毛泽东同志站在紫禁城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胡风先生热泪盈眶，用一个知识分子近乎于孩子一般的纯真热情，忘乎所以地高叫一声：“时间开始了！”说的就是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

开始以后怎样呢？依照想象，“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应当心无旁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了，人民应当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红利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相反，人们惊讶地看到，庞大的历史列车竟然开始倒行！

我们仍然以前面说到的农民问题为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在形式和内容上与陈胜、吴广、李自成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不同，就个体来说，毛泽东也与这些人心灵相通、血脉相承----公元前209年，刚刚起事的陈胜同志壮怀激烈，曰：“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接着，这位眼盯着皇帝宝座的乡邮员悲愤地质问苍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意思是：“日你妈的！难道你们丫这些王侯将相就是天生的吗？！”过了两千一百四十五年，在贫瘠的陕北高原上，同样眼巴巴盯着皇帝宝座的毛泽东同志也壮怀激烈，赋诗曰：“惜 秦皇 汉 武 ，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 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思是：你们前面那些皇上都不济事，要说干事情，还得看我毛泽东的！结果，毛泽东像陈胜、吴广、李自成那样，也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旧王朝，也住进紫禁城做起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毛泽东得意地把自己定位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种结合：“马克思”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道路，“秦始皇”则把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发挥到极致，整个中国变成了密不透气的铁桶。

这个铁桶首先窒息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农民。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以私有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民数千年以来都未曾失去的土地，被国家强行掠夺了过去，尽管被冠以“集体所有制”的名称，然而就连村头的大槐树都悲哀地意识到，农民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了，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这种状况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发展到极致，那时候吃公共食堂，家里连碗筷炊具都被没收了。也就是说，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带领农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地主，革命以后，他所统领的国家却成为了超级地主，中国农民成为了不得不依附在这个超级地主身上的佃农，佃农还可以依据选择东家，农民却被钉死在了超级地主家里，既无财产权又无迁徙权，具有很多奴隶的特点。无论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还是所谓市场经济时代的“国家征用”，超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既残酷又无情，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更大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压制，这种压制导致了怎样凄凉、晦暗的社会图景；这种压制在世界范围内怎样把中国弄成了让所有人警觉的“不正常国家”，我们就不说了吧！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场伟大革命发生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严重的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想到如下问题----

革命是靠得住的么？

革命者是靠得住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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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革命是靠不住的，革命者也是靠不住的----就连毛泽东这样对人民抱有最深切感情的革命者最终都成了人民利益的戮害者，你对其他人还能抱怎样的指望呢？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当然不单纯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张，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我们制造专制者，专制者才得以制造专制。

假如胡风先生当初别喊那句“时间开始了”，他还会遭受磨难，最终被革命碾碎么？假如中国知识分子在1957年堂堂正正站立，决绝地宣称：“不自由，毋宁死！”

中国大地还会发生那场血雨腥风式的政治清洗么？假如中国科学家1958年不像钱学森那样违背科学精神，揣摩圣意，发表文章论证粮食亩产达到数万斤“是可能的”，大跃进所造成的民族灾难还会那么骇人听闻么？假如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仆从，而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作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罪恶还能够延续那么久么？假如林彪和林立果打出反对党的旗号，就像台湾民进党叫板国民党那样，在顺应民意中拓展政治作为，他们还会以宫廷政变者的身份被记入历史么？假如中国人具有明确的自由、民主意识，成熟到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面前像大山一样屹立，同声说：“不！”改革开放还会演变为权力和资本对国民财富肆无忌惮的饕餮么？中国还会面临“有可能中断现代化”（吴敬琏语）的危险么？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不相信“假如”，它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和路径发展，所以，在中国革命这条道路上，该发生的全部发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我们目前所置身的这个时间节点，是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

在这“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除了想到上面这些之外，我还想到，如果真的发生革命，绝对不能再任由革命者去操纵革命了，必须有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力量来看护革命，这意味着革命者（那时候革命者已经成为了统治者）必须被监督，绝对不能给任何人复辟专制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学者李劼先生在回顾埃及巨变的文章中，提出了“义工”的概念，他以两个平静地参与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去赴死的普通人为例，来说明真正的革命需要那些不计代价的参与者，对人很有启发。

李劼先生说：“假设1989年，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为这个民族做一次义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惟有义工的心态，才不会计较利害得失，才不会把好不容易聚焦起来的力量，交付给某个政治利益集团，不管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再开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不会成为一个义工族群。这是义工的价值所在，也是义工超越功利而独具的审美境界。义工所独具的境界，不计毁誉荣辱，惟有义无反顾。中国的知识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义无反顾。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政治枭雄几乎一致。枭雄的理论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价不能白付。这倒并非中国特色，西方社会、美国学府亦然。”（李劼：《义工：埃及巨变给中国人的最大启示》）

李劼先生进一步指出：“从埃及巨变中，人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要素，中国全都具备，诸如突发事件，千百万群众上街，媒体的空前关注等等；几乎所有的画面，当年都在中国出现过：民众与军队的对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但比较过后，人们又可以发现，比起埃及巨变的历史时刻，在中国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独缺义工。那年在北京街头做义工的全都是无名无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尽挺身挡坦克义务的也是普通男女学生。”（引文同上）

这非常值得深思。

所谓“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实际上是说，时间节点与时间节点不同，它有一个递进和上升的过程，这意味着当我们现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较以前明亮了，我们看得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了；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较以前透彻了，我们警觉到必须警觉的东西了。

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一再上演过的历史戏剧不会再重演了呢？

a quick look at 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的民主化

英国

因1641年清教徒而诱发了革命，革命爆发以后打起了内战。在9年的时间里，以前的斯图亚特王朝企图复辟专制，两次复辟皆被人民推倒。1649年克伦威尔创建英吉利共和国，英国国会向全世界宣布，英国国土上的人民决心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即英吉利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产生在民主共和的思想被提出之前，民主理论根本不存在的年代，可这个共和国还是艰难地维持了11年，被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在反动将军蒙克的支持下推翻了英吉利共和国，宣布复辟斯图亚特专制王朝。28年之后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英国国会颁布了一部限制王权，保障民权的宪法，又叫《权力法案》。这个时候的英国在经历了48年的民主和专制复辟的较量后终于开始走向“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在这个世界上创立了一个在王冠下实行民主，走向共和的新政体。

英吉利共和国命运短暂，只有11年，虽然遭遇了英王朝的复辟，可是在民主与专制复辟势力的较量当中，留下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直接促成了民主共和理论的形成和构建。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否定了专制君权；洛克的分权论提出了君主立宪；汉密尔顿的人民主权学说高喊出了主权在民的伟大思想。就是在这段曲折的，艰难的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过程当中，一个共和思想为基础的民主理论开始出现，为未来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

法国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法兰西王国。可它的国王和王后不甘心失去部分权力，悍然出卖法国和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勾结葡澳俄的军队，里应外合试图颠覆已经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法兰西王国。结果，真正的革命派，罗伯斯比尔等发出“为祖国而奋斗”的号召，捍卫法兰西的民主共和，砍了国王和王后的脑袋，在1792年9月22日创建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随后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彻底的民主共和的新宪法。法兰西共和国诞生了，可它的命运仍然是曲折和坎坷。1799年欧洲的专制势力组成七次反法联盟，企图在法国推翻民主，复辟专制。法国北部望岱地区落后的农民打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在全法国掀起叛乱，向巴黎进军。在内外夹击下，共和国的执政者们决心寻找一把“利剑”来捍卫民主共和，抵制外族入侵，平定国内的农民叛乱。他们找到了年轻的革命将军拿破仑。可这把“剑”到达巴黎之后迅速走向了军事独裁，在1804年宣布推翻法兰西共和国，创建了拿破仑帝国，即第一帝国，说白了就是复辟了君主专制。法兰西共和国因此而灭亡了整整10年。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欧洲的君主们把路易十八推上了国王的宝座，共和国继续灭亡了16年。1830年法国人民喊着“法兰西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再次爆发民主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八，推翻了波旁王朝复辟的专制统治，然而共和国并没有成功，成立的却是“七月王朝”。法兰西共和国继续灭亡了18年。1848年法国人民又一次喊着“法兰西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再次爆发民主革命，终于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因此而获得重生。可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要学他的叔叔，也想做皇帝，他强迫法国人民做出虚假的投票，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第二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因此又灭亡了18年。1870年波拿巴在色当与德军战败，两天以后法国人民再次喊着“法兰西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爆发民主革命，终于推翻了第二帝国，重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其后的19年时间里，共和国打败了5次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的反扑，在法国大革命爆发100年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才终于完全的确立了，其间灭亡了两次，整整62年。如今，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蓝三色旗终于可以一代又一代的飘扬下去了。民主与专制复辟的较量是从民主革命那一天就命中注定了的，共和国的命运不会是那么的一帆风顺，民主革命之后必须迎战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的复辟。

俄国

1917年2月爆发民主革命，推翻了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的专制王朝，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可俄罗斯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旗在这片土地上只飘扬了8个月，就被打着共产旗号行专制之实的“十月革命”给推翻了。1917年2月飘起了共和国的旗帜，高尔基说俄罗斯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共和国的总理克伦威尔说，一个漫长的黑暗统治终于结束了，俄国人民终于从绝对的专制走向了绝对的民主，光明在一瞬间就来到了我们俄罗斯的大地上。可是这个光明只维持了8个月，就被列宁的“四月背叛”，“七月背叛”，直到“十月背叛”彻底成功颠覆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推翻了刚刚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这一推翻，俄罗斯共和国就灭亡了整整74年。1991年，前苏联的共产专制政权轰然倒塌，俄罗斯共和国的三色旗重新在这片土地上飘起来了，国歌也响起来，国号也回到74年前的那个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了。可见第一民主共和的魅力之大。

德国

1919年2月德国爆发民主革命，创建了德意志共和国，颁布了被世界认为是最民主最共和的宪法，《魏玛宪法》，也即《德意志共和国宪法》。但是仅两个月之后，苏联就派人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发动共产革命，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是专制复辟失败。德意志共和国艰难的存活了14年，1933年希特勒正式上台，他毁法，毁掉《魏玛宪法》；祸国，祸害德意志共和国，并危害了整个世界。一直到1945年希特勒失败，德国分裂，西方国家在德国西边建立了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的宣言里第一条就是继承1919年2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民主共和国的国统，第二条是是继承1919年2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民主共和国的宪法《魏玛宪法》。1949年专制苏联控制了德国的东部，创立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其间无数为民主为自由的德国人从专制东德逃到民主西德，却被守在柏林墙边的苏联士兵射杀。在中国人民遭遇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4个月之后，1989年10月东德共产党垮台，1990年西德统一了东德。在1919到1990年漫长的71年时间里，真正自由民主的时间只有前面的14年。今天的德国，不仅走向了民主，也走向了统一。

这四个例子说明，民主共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民从专制统治者的手上争取来的。

读书推荐

《共产主义黑皮书》Stephane Courtois主编 郭国汀译著
该书由法国拉封（Laffont）出版社于1997年11月俄国革命80周年之际推出， 是一部有关共产主义的鸿篇巨制， 这是一部由全球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合编的共产主义罪恶的总结。 共产主义运动造成至少一亿五千万人死于共产党暴政，其中亚洲共产党政权虐杀超过一亿人。本书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全面揭露了被故意隐瞒的共产党罪恶史。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均是极权专制暴政，皆犯下了群体屠杀滥杀党内政敌和同盟及人民；实行秘密警察特务恐怖统治；抢劫公私财产；强制农业集体化制造谋杀性大饥荒；强制劳改集中营奴役；迫害宗教信徒；毁灭公民社会；封锁新闻；强制洗脑；践踏法律酷刑及强制失踪等十二类罪恶。该书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政权实质上皆是无法无天的极权专制暴政。

该书长达846页，有11位作者参加写作。若按地域区分，此书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一个反人民的国家政权〉，记述从苏联建国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的苏联专制镇压史，由苏联史专家、当代研究所研究员威尔斯（Nicolas Werth）执笔，是全书份量最重也较受评论推崇的一部分；第二部分题为〈世界革命、内战与恐怖〉，论述共产国际的有关恐怖暴力活动；第三部分讨论东欧，题为〈另外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受害者〉；第四部分为〈亚洲共产主义：第五部分：在「再教育」与屠杀之间〉，其中有近百页的篇幅论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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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张戎女士说，不同于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他们笔下揭示的是真实的毛泽东。张戎说：“这是一本建筑在大量史料上一本关于毛泽东真实的书。我相信中国大陆的读者会非常有兴趣，它显示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张戎说：“关于毛泽东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毛泽东27年的统治，导致了7千万中国人造和平时期死亡。人为的制造7千万人死亡。这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张戎说，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把中国变成人斗人的社会。张戎说：“从道德上讲，毛泽东没有可取之处。他给他的国家、他自己的党、他的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本书中文版700页，仅资料来源就占82页，可见其真实性之高。希望对毛泽东有盲目个人崇拜心理的人学会用理性看待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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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该书与中共在很多历史事件的描述上大相径庭。书中大量引述作者在過去摘抄之中共內部未公开之信件、文件、会议记录和访问等，以揭秘式披露周恩来由1940年代延安整风至逝世前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恩怨。指“周为政治上「保持晚节」而被毛泽东拉下水，充当文革执行者的角色，为毛跑腿办事，在不少事情上欠帐”。毛泽东成功联合林彪、拉拢周恩來后，方有信心发动文革，也就是「斗倒刘少奇」的运动。周恩來先是刘少奇专案小组的牵头人，后來又附和江青給刘少奇定罪。周恩來罹患癌症后，毛泽东不理会医疗专家及早治疗的建议，提出「不动手术」等四条指示，有意延误病情，让周错失早期发现尚有药救的机会，把周推上死路。书的前言写道“本书之出版是給2001年底去逝之母亲的一份紀念礼物”，他指“这是因为受到中共方面的威胁，至母逝世始能出版该书”。高文谦在书中后记表示，写《晚年周恩來》有两个目的：一是重新评价周恩來，还原其历史本來面目，与中共官方一直大力吹捧周恩來相径庭；另一目的是突破大陆文革研究禁区、揭露大陆官方的文革黑幕和高层政治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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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作者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为中共的「俄化」专制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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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病》收了胡平近年较重要的文章，可算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胡平思想敏捷，出手也快，其文字短文居多。但这本书都是重头之作，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当今中国重要的问题。这里，我着重谈“犬儒病”这一篇。“犬儒病”是这部书的重要文章，其是中国精神现状的批评。中国历史，大灾大难总是周期性地发生，但总体而言，中国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去怎么乱也还有孔孟的延续，就是水浒梁山也还有“忠义”。但现在中国，种种文明正值都被颠覆了，唯坏是好。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怎么形成的？胡平诊断为 “犬儒病”，其是极权制度的必然演变。如果说共产党理想起始就有犬儒的毒素，其权力也始终黑暗，但只是到了后极权时期，犬儒病才全面泛滥。因为早期，人们还相信谎言；但进入后期，谎言只是谎言，人们不再相信。欧文分析极权的三个阶段：一、狂热的乌托邦，二、大规模恐怖，三、玩世不恭，即犬儒主义（胡平多加了一个阶段：恐怖之后的反抗）。可以说，“犬儒”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特点：权力依然主使社会，但所有的理想、原则、道义统统放弃，人唯利是图。“犬儒病” 标志极权社会已经进入晚期。权力才是共产党的本质，胡平引用“six四”后某共产党元老的一段话： “共产党的江山是三千万生命换来的，谁要想推翻它，也得付同样的代价”。赤裸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江上台后也有一句名言：“闷头赚大钱”。意思是：你们撒开了赚钱吧，怎么来都行；但有一样，别说闲话别管闲事，也就是别涉及我们的权力。深想一下，中国谁能赚大钱？怎么才能赚大钱？钱从哪赚呢？这一段加起来，就是中国后极权社会。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思想很重要，极权和犬儒主义相互依存，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同时也维持了前者的统治——“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极权制度的本质是暴力强制：你们必须如此，否则就是监狱或其它。因此极权下人们一定是深怀恐惧的，胡平说；“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实际人们知道“反抗必将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不敢抗争”。如果仅仅是恐惧那还好，因为恐惧是被迫的，而且“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和反叛。”但这太危险了，人们宁可将顺从自觉地接受权力。他说：“回避恐惧”，“假装没这回事，宁可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这就叫难得糊涂”。当人们都甘愿“糊涂”，极权统治也就有了保障。“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皇帝的新衣”是童话，安徒生毕竟写给孩子的，实际上皇帝、大臣、裁缝、百姓都心知肚明，他们共构“新衣”——指鹿为马的谎言。那个孩子的天真不在他看到皇帝没穿衣服，而在他不知道这人们共构的谎言，而这就是成人的“游戏”。
“5月35日”后，“党”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所在单位公开表态“拥护平暴”。他们知道这是指鹿为马，也明白人们的“拥护”是假话。但是，权力不在乎人说假话，关键是你要服从，为服从而放弃。只要你开口“拥护”，你就是接受了他们的暴行，接受了其对你的蛮横，就是放弃“真实”、“道义”、“良心”等等。你阉割了自己，丧失“人”的准则，成为犬儒。犬儒主义是“对理智的背叛”，也是对道义的背叛。极权要求人们做犬儒，其如果不做，就强迫你们做，如此其统治才安全。这一手很卑劣，但也很奏效。中国的精神思想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极权统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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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本全面分析极权主义的政治学书籍，由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三部分组成，为美籍犹太人汉娜·阿伦特所著。该书系统的揭露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反人类罪行以及集权政权的起源，如果她在1979年以后写作此书，毛泽东一定会出现在这本书里。该书首次出版于1951年，被公认为系统研究极权主义的开山之作。依据作者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 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 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 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 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 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 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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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制度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来源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此书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包括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以及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此书是理解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必读书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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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革命简史》（搜了半天没搜到封面图） 是Richard Pipes著，郭国汀律师翻译的又一力作， 原名《苏联布党革命简史》， 是又一部深入揭示共产主义反人类、反社会邪恶黑暗本质的权威著作。本书主要根据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之1400页两卷本《苏俄国革命史》编著。作者认为唯有英国和美国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而苏联中国及所有其他各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质上皆是专制复辟。苏俄式革命给俄国人民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深重苦难，带给世界的是惨无人道的巨大灾难。马列共产主义理论的谎谬从各国共产党政权的恶果得以印证：毒树结恶果。此外着重参考了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之《共产主义导论》，美国作家佛朗西斯之《卡尔马克思传》及苏联作家德米特里根据解密档案撰写的《列宁新传》（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 （德米特里原是苏军将军后成为历史学家，他是叶利钦总统的特别助理，检查苏联档案总统委员会主席。著有《斯大林传》（1991）），及《共产主义黑皮书》等专著综合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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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之旅》。作者Molly女士原是湖南邵阳的一位教师，因参加eight九民运而被中共当局监禁，后流亡瑞典。人权之旅这本书，收录了她在流亡期间写成的四十二篇文章，分成八个专题，它们是:six四灾难，年年six四，人权之旅，西藏生死，人道关怀，北欧巡礼，追索和平，以及政治评论。西藏精神领袖达lai喇ma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全书共307页。
读Molly的这本文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种反差，一种对比。
想当年，Molly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在法庭上，Molly大义凛然，慷慨陈辞，她讲到，在过去的几十天里，“我们都说过同样激动的话语，我们都流过同样悲愤的泪水，如果今天的法庭判决我有罪，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是代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这被告席，我是代替成千上万的人承担罪名”。这番话赢得旁听席上一阵春雷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她说，这些掌声和叫好声“使我意识到，我不是形单影只上阵，身后，人民与我同在”。

然而，就在这同一本书中，就在几年后写下的文章里，她又用极其沉重的笔触，表达了她的孤独和她的悲哀。她批评中国人的堕落，她说：“今天的中国人既不信主义又不信神明，既不怕法罚也不怕天谴，在商品洪流中巧取豪夺，腐败堕落而不自知，他们将走向何方？又有谁去拯救他们的灵魂？”Molly批评中国人的冷漠，她说：“冷漠再次伤害了死难者和幸存者，（six四死难者家属）如今无人过问，无处诉说，他们成了被社会遗弃的人，一年又一年，绝望和悲伤在啃噬著他们，他们仍然在噩梦之中呻吟。”

读到这样反差强烈，对比鲜明的记述，你简直无法相信，作者所热情歌颂和沉痛批评的竟然都是中国人，而且还是同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其间只不过相隔了几年十几年而已。

在6四后的今天，象Molly这样，依然保有如此执著而坚定的激情，理想和信念。这无疑是极其难得的，是无比珍贵的。它促使我们每一个生活在six四后时代的中国人痛苦地反躬自省，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是不是丢失了什么，我们丢失的是不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背叛了我们自己，背叛了我们曾经为之奋斗，为之哭喊的理想？我们是不是背叛了我们自己的良心？诚然，她的文章不是没有它的弱点和缺失，但是，这些文章饱含的正义感和人道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作者对祖国，对同胞的热烈而深切的一片爱心是令人感动的。
在我看来，这本《人权之旅》应该引起两方面的反思。six四过去十二年了，当初一道走上街头，走上广场的数以千万的人们，如今，有许多已经放弃了当初的追求，甚至背叛了当初的自己。这些人当然需要反思。另一方面，那些始终坚持理想奋斗不息的人也需要反思。十六世纪的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被宗教裁判所定为异端，被送上布拉格广场的火刑架烧死，广场上挤满了愚昧的群众围观，有一个穷苦的老太婆从家里拿出几根木柴，虔诚地放在火刑架上，为了把她心目中的魔鬼送进地狱而尽一份力。胡斯见状感叹道：“啊，神圣的单纯！”这就是先知的命运。我们还不能和胡斯相比，我们不能一味地报怨群众的愚昧和堕落，既然在当初有千千万万群众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失去了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广大群众，这是不能只怪群众而是应该怪我们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报怨世界的冷漠与势利，既然在当初我们曾经获得了全世界的声援和尊敬。我们当然不怀疑我们的理想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在策略上的失误和不高明。我们不但要敢于斗争，我们还必须善于斗争。专制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国人的道德水平，而唯有在把民主事业不断推向胜利的过程中，我们才可能拯救我们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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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wall14」诺瓦克与邓小平的会面一结束就马上跑到民主wall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结果有些人很信服邓小平的讲话，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然而魏京sheng（生活的“生”字，这个名字是敏感词）看到中国人这股没出息劲：别人让你不说了就自己不说了，于是他写下了《第五个现代化》一文，内容见图片。

「民主wall13」邓小平说，现在的年轻人嘛，他们行动很好，我们有社会主义民主，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现在的中央大局已定，国家大事 由中央领导来考虑，这些年轻人应该回到他们自己的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这就俨然一副专制帝王的嘴脸：国家不是由人民做主，而是他们这些统治者做主。

「民主wall12」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的那一天，邓小平大权在握了，他就开始向国内的民众发布一些消息了。他并不直接对国内发布，他找了一个外国记者， 叫诺瓦克，发表了一篇讲话，讲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中国现在的大势已经定下来了。诺瓦克说民主wall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问邓小平有什么意见。

「民主wall7」后来逐渐大胆的给党提意见了，认为党的基本政策有问题。甚至开始有人提出要有人权了，最早由任畹町先生提出来的，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人权宣言》（还有一个法国的《人权宣言》，是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后来还成立了一个组织，因为一个人单打独斗是很容易被镇压的，

「民主wall6」而邓小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民主wall上的东西来进行他的权力斗争，利用大字报里的内容去攻击他的对手华国锋：你看老百姓 多么不满。有的大字报往往贴出来第二天就在中央会议上被传看了，被煽动情绪来反对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所以在利用民主wall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容忍 度。

「民主wall5」随后一些受到压迫的知识分子发现这里也是发表他们文章的好地方，于是开始出现带有民主政治色彩的文章。很多带有政治思想的文艺刊物，像《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也开始张贴了。于是有民主思想开始出现在墙上，于是被称为民主wall。

「民 主wall4」有一些上访的人，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所以，在大字报里写的东西也非常露骨，什么都往上面写，结果发现没有人管。随后的 几个月时间里，大字报基本就遍布北京各个角落了。大字报帖的多了以后，出现了几个集中的地点，其中西单是最有名的，这里是公交总站，人流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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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民主wall3」然而专制下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实在太多，在北京聚集的上访人群数量庞大（包括今天也是这样）。1970 年代末的时候，党内忙于权力斗争，人们趁共产党来不及管的这个空间，发现有机会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帖上访大字报不被警察抓，大字报也不被清理掉。于是来上访 的人就越来越多。

「民 主wall2」“上访”这一事情说明：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即希望某个类似包青天的清官或者告御状就可以沉冤得雪。上访就是给百姓一个心 里空间，让人还能够有忍受残酷现实的一点希望。二，民众根本不知晓给他们造成这些苦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专制的政党，所以上访是根本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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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民主wall1」（标题里面wall是“墙”的意思，与民主连起来就是敏感词了）毛泽东归西以后，党内华国锋和邓小平为 了夺取皇位进行激烈的内斗，全部精力集中在权力斗争上，便没有精力管百姓的事了。而百姓一直都遭受到来自政府的迫害，而当地的司法机关又不给公平公正的解 决，于是就到北京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