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

黑色是原文，红色是我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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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周隆滨

一、党领导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 党对中国人造成的灭顶之灾也不容否认！

当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必须有政党来领导和执政。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只能靠几十年为国家独立人民富强团结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垃圾马屁不值一驳 难道靠几个受西方资助的民主派和一些天真而又盲目的愤怒者组成的政党，能把近14亿人口的国家治理好吗？难道靠一个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的政党就能把中国治理好吗？大约20年前，一位欧洲的领导人访华时谈，你们国家一个省在欧洲就是一个大国，这样大的国家我们真不知道怎样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最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好意思提在毛泽东血雨腥风的极权恐怖统治下的前30年？怕死于共产暴政下的8千万冤魂索命？反对周文的人，尽管可以列出我国社会制度和社会的许许多多的弊端，官员的种种腐败，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把洗脑歌曲当论据？ 我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亿人摆脱了贫困，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搜刮民脂民膏然后拿去买外国国债，给外国人提供福利，还好意思说中国成了外汇贮备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大国身份得到国际认可，看看有几个国家给中国免签？还tmd大国身份得到认可，可笑至极！现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全球问题，离开中国都将陷入尴尬境地。那当然，钱包鼓起来的中共财大气粗，世界各地到处洒搜刮来的中国人的血汗钱，既收买西方文明国家，又收买非洲独裁无赖小国。这些伟大的成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鼓吹多党轮流执政的人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们为什么只谈我国的消极面，而不看伟大成就的主流面？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啊，哈哈哈哈。

二、不要把资本主义的溃疡当鲜花兜售 不要把专制的牛粪当鲜花兜售

我国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感性愤怒者，出于对美好社会的向往，看到社会诸多丑恶面，而不加以理性的分析，不看看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民主制度的危机，盲目地跟着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叫喊应搞多党轮流执政。你们应多多地听听西方许多政界和学者忧心忡忡的议论。哦，这就是你们继续独裁，拒绝民主，拒绝普世价值的借口，我懂了。美联社2012年1月25日达沃斯电说，西方式资本主义本身或许已经岌岌可危。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赖克要求“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墨西哥每日报今年1月26日的文章指出，改变“最富有阶层‘收购’民主进程的现象在这个国家（美国）一直存在。”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今年的达沃斯年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指出：“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将我们带入危机的制度早已过时”，《纽约时报》专栏文章指出：西方大国的民主只是名义上的民主，两党领袖只是维护最富有人群的利益。我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也只是最彻底的独裁，只维护一党的权力垄断利益。哈哈哈哈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多党选举轮流制不一定产生灵活性或合法性。难道一党独裁就产生了灵活性和合法性？一党编译不一定意味着僵化或是缺少民众支持。哈哈哈哈，我倒要看看现在的民意支持不支持一党独裁。我们国内的一些人光看西方民主自由的光鲜面，而不看实质和虚伪的一面。是啊，人家的民主是虚伪的，可我们自己呢？比人家还要虚伪千万倍上亿倍？

反之，世界对中国模式热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有着另一番评价。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16日发了题为：‘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美式民主不比中国政治模式优越。美国官员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不敢贪腐，当然 是艳羡肆意贪腐的中国官员了啊。奥巴马的姑姑差点被驱逐出境，而李刚的儿子却大喊“我爸是李刚”，奥巴马能不羡慕李刚么？埃及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优米说：“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快速发展的先河，这一点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非常鼓舞的，中国没有遵循此前西方的传统模式，它本身的发展道路就是活生生的范例，而它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更是独特而丰富的。”（2012年1月20日《参考消息》）。苏联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更多呢，咱们要超过它。更有评论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整个思想纲领都比自由主义民主更高级，也更有效。”（2012年1月2日《文摘报》）我没看出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制度比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高级在哪里。

三、搞多党轮流执政将是一场历史的大灾难 搞一党专政已经造成了历史的大灾难，凡是共产党执政过的国家，均是如此。

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民主的发展阶段，具体实现形式，是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制约的，特别是受传统文化制约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国的国情决定了民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就一个执政党就是赤裸裸的独裁，不好意思吧？所以要整八个拍手党在下面给你拍手？是民主革命长期斗争形成“荣辱与共”的政治生态系统，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绝不是一党独裁专政，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在朝党和反对党的关系，而是共同参政议政。我没看出其他政党哪个时候有过参政议政的，除了拍手以外。共产党在国家大事上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是政治协商过程，是集合中国社会各界精英的智慧和聪明才智的过程。这是真正有效率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全国民人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没有吵吵嚷嚷，有到处睡觉，还被国外媒体给曝光了，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更没有象某些民主国家的拳脚相加的暴力活动，难道就不民主吗？御用文人还真好意思举这个例子，你是愿意看见一群和自己无关的既得利益者在台上唱假大空的戏，还是愿意看到真正为民众争取利益才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的场面？看问题要看实质，看实际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不能只看形式。我同意这句话。

这里要向善良的感性愤怒者多说几句，请你们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和分析，比较一下中外历史。中国是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而不是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小国，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国家，是一个有两三千年封建专制而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国家。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如果搞多党轮流执政，硬要把西方许多人都认为岌岌可危的民主制度搬到我国来，必然招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反对，引起混乱和社会大动荡，国无宁日，每天都会见到街头游行集会和暴力，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哈哈哈哈，是啊，外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低廉的物价，低廉的房价，没有血汗工厂，没有毒奶粉，没有愤而自焚的反抗强制拆迁，等等。这只能为妄图颠复我国政权的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的平台，极少数人在外国势力的扶持下混水摸鱼，让想乱中夺权的人窃取国家大权。中共惯用的固定语句，只要是民众自发的维权活动，都要冠以“颠覆政权的敌对势力”或者“境外敌对势力”，当年学生请愿也被冠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今年2月前美国共和党总统侯选人、参议员麦凯恩公然对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叫嚣：“阿拉伯之春即将在中国出现。”这实际上是在号召中国国内的分裂势力，争“民主”、“人权”的分子、恐怖分子发出动员令，赶快行动起来推翻中国现政府。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现实已证实并将继续证实这一点。我们应从麦凯恩之类西方敌对势力唱的妄想曲中更加清醒起来。不怕中国人真的清醒来？

古巴共产党劳尔•卡期特罗今年1月在古共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指出：“放弃一党执政等于允许帝国主义多党制在古巴合法化，等于牺牲了古巴人民团结的战略武器。”依据历史经验，“我们在古巴坚持一党执政”，反对“重建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多党制”。古巴是几个无赖小国之一，我不多说了。。。邓小平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是他不止一次对美国前总统说：中国不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看，一个浑身刺满刺青的无赖脱光了衣服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无赖行为。邓小平这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你们准备怎么狡辩？这些都值得我们后辈深思。确实。

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当务之急 只能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结束一党专制。温总理都说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权贵市场经济乘隙而生，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攫取，腐败现象日益弥漫，两级分化不断扩大。哎呀，我没看错吧，讲这么反动的话？这些严重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渐取式改革，才是使国家繁荣富强的唯一之路。小平同志说得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局面，什么贪污腐败都不能去解决，什么不公平不公正都不能去解决，典型的与民为敌的思维。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证明，只有实现了稳定才有发展、自由和进步。每年民间的维权运动多达上万起，这是多么稳定的一个社会啊。搞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只能是灭顶之灾。是啊，四二六社论的经验教训要吸取啊，必须每天温习以防忘记了啊。

怎样改革？个人之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诸多改革中，当务之急首先要进行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实行严格的党政分开制，改变目前这种地县书记权力过大，企事业单位党政一把手集权于一人的制度。这种体制弊端丛生，极易滋生腐败。这不明显的反动言论吗？难道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蛊惑？其次，为了防止权贵腐败，省地县纪委应实行垂直领导，受中纪委直接领导，省地县监察局面由国务院监察部直接领导。同时应制一一个全国性的奖励举报贪官的制度，用赃款的5%-10%奖励举报者，以形成对那些想贪的官们的强大压力。再其次，党政和事业单位的第一把手的人事权力必须阳光透明，接受党员和群众监督。地县的党政第一把手，必须在党委会、党代会和人代会实行差额选举，把任命制和选举制结合起来。选举？你不是一开始就说选举就会乱吗？中国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吗？怎么，忘了？地县各局的局长任命必须提前一个月向群众公示，听取群众意见。官员们什么时候听过群众的意见，接受过群众的监督？

大国沉沦 第5卷－第3章

《大国沉沦》
作者 刘晓波
第5卷 我们能战胜恐惧
第3章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屡屡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
    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极权的登峰造极，也是彻底的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而个人却陷于一无所有的贫困之中。那么，当共产乌托邦破灭后，随着经济改革时代的降临，中国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基于利益计算的技术统治日益精明。特别是六四后，为了弥补邓小平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邓小平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遏制住了反改革的极左势力，发动了远比八十年代更为激进的第二轮经济改革，带来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中共统治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政绩，政权的钱包随之迅速鼓涨，其内政外交也越来越具有暴发户式的“财大气粗”。
    换言之，中共由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败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恶法治国代替了无法无天
    毛泽东时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话不仅是最高指示，而且是最具权威的法律，甚至在他病入膏肓的临终之际，女秘书通过猜口形传达的毛指示，也是治国的最高决策，那句无人能够确证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临终遗言，居然把僵化而平庸的华国锋钦定为毛的继承人，简直就是最大的政治笑话。  
    毛死，邓复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以“依法治国”的寡头统治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但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依法治国不过是党权主导的恶法治国。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另一方面，政治镇压依旧，且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寡头独裁体制的内部制衡
    基于维持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利益的需要，中共的统治逐渐走上镇压与赎买相结合的策略，其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也在加强。
    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利益分配不再是绝对权力的一言九鼎而是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从而形成了独裁寡头集团内部的权力制约，集体决策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使最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具有弹性，从而自发形成了左中右兼顾的平衡，而不至于走向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比如，即便在政治强人邓小平主导中共高层决策的时代，邓也做不到一言九鼎，他不得不顾忌到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左派的分量，邓在高层人士安排和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向陈云等人作出妥协。
    邓小平死后的江泽民时代，权力平衡已经成为寡头集团内部的常态。在政治局各个常委之间，每一决策的出台皆要经过讨价还价的妥协。现在的胡温政权的高层博弈就更为激烈，三年前胡温想借“周正毅案”整肃“上海帮”，但由于胡温在高层的权力弱势而不了了之；胡温经过一系列权力运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终于在三年后搬到了强势的上海大员。 
    总之，改革以来，中共历届政权在决策上的忽左忽右、变化无常，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时放时收，反映的就是这种左中右兼顾的平衡。 
    权力交接制度的定期化
    改革以来的中共进行了权力交接体制的改革，由邓小平的退休先例演变为权力定期交接制度。虽然，这种自我调整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纠错功能。
    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接过江泽民的权力，标志着中共的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迹之间的政策调整和相互补救。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接掌权力作准备，以便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由此，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都会对前任留下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针对GDP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均衡的科学发展；为了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等等。也就是从江泽民的“赎买精英”走向胡温的“赎买大众”。
    
    尽管，所有的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独裁权力这一底线，“亲民路线”也不过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至多是为缓解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而且，大多数调整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但是，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比如，为了缩小城乡不平等，不仅废除了收容遣送，而且取消了农业税，一些省市还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为了缩小城镇的两极分化，各省市提高了最低收入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等等。所以，胡温的亲民姿态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
    
    党权利益的空壳化
    
    表面上看，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的最大独裁党，而且是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已经拥有七千多万党员，中共中央代表这个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但在当下中国，中共利益已经无法被中央所垄断，利益集团内部早已开始了分化，随着权贵私有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利益的部门化、地方化、家族化和个人化，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且越来越刚性，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所以，与其说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统一体，不如说它是一个多个利益集团的复合体。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的利益只有各级权贵才能享有，而七千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象非党员的平民阶层一样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普通党员甚至沦为弱势群体。
    
    在这个利益日益分化的统治集团内部，中央决策层的每个大寡头都衍生出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党权的代理人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利益小王国。他们经营着其权力所及的一亩三分地，用尽一切手段将本集团的既得利益最大化，最终目的是把家族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除非外来的插手可以产生合谋分赃的结果，否则的话，不但横向的各类利益集团难以相互联手，就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和指令也难以落实，正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权贵集团与中央指令的关系，完全遵循以我为主的自利规则，对中央制定的政策和法规，对上级的指令，对地方官有利的就执行且要把执行力度最大化，无利则不执行且要让上级的指令消失得无声无息。
    
    意识形态的混乱化
    
    当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被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取代之后，中共政权越来越远离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变成今日中共的最醒目特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出台以来，以“资本家可以入党”为标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于是，改革以来，我们才会看到中共意识形态口号的五花八门。
    
    邓小平时代，在实用主义猫论的主导下，既有“发展是硬道理”、“搁置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依法治国”和“不当头外交”，也有“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和平演变”；江泽民时代，既有“三讲”、“以德治国”，也有“三个代表”和“大国外交”；胡锦涛上台以来，提出的意识形态口号更是五花八门，有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有保先运动、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党内民主、和平崛起；改革三十年来，中共的种种意识形态说辞，大有让人眼花缭乱之感，这在强调绝对的思想统一的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意识形态的混乱标志执政思想上和身份认同上的迷失。首先，道义合法性的日益流失，“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已经是具有紧迫性的问题，使中共现政权具有如何保住政权的危机感；其次，中共的统治方式必须转型，但在转型的方向和策略等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中共集团内部又难以取得基本共识，也就必然产生何去何从的焦虑。最后，各类深层的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统治的未来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共现政权看不清自身的未来。所以，当中共政权失去了权威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之后，党员们便陷入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的迷茫中，官场上的利益至上代替了政治效忠。
    
    然而，必须看到，无论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作出怎样的自我调整，但中共的独裁本性和权力自私始终未变，所有的局部调整不过是确保一党独裁的权宜之计。
    
    民间维权如何面对的利益党
    
    是的，蜕变中的中共可以苟延残喘，但在根本上找不到长治久安的出路。因为现政权的权宜性调整无力解决经济繁荣的表象下的重重深层危机——官权普遍腐败、社会公正奇缺、公共价值解体和社会公德崩溃——在这种制度的社会的道德的危机下，官民双方不可能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也就无法共同选择一个替代性转型路径。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共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不断加强，统治技术也日益娴熟，也具有了应对内外危机的灵活性，加之中国的精英阶层犬儒化和民间力量分散化，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所以，中共政权远不到寿终正寝的末路。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换言之，面对以经济发展为政绩合法性、以利益收买为主要统治手段的新型独裁政权，民间维权运动必须保持清醒：
    
    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另一方面，民间更不能低估民间力量自身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所浸染的独裁遗传——惟我独尊、急功近利和烈士情怀；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受迫害的经历来评估当下现实和现行统治，不能陷入一夜变天的梦呓；不要指望有人能提出解决中国僵局的一揽子方案，因为相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环境早已消失。也就是说，不能陷于自恋式的受难综合症之中而无力自拔，把个人的苦难作为最大的不幸，进而将个人受难上升为民族苦难和放大为全民苦难，从而膨胀出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似乎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受难，就有了充足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资本，要求别人把自己视为“英雄”或“救星”，有资格充当愚昧者的启蒙者和怯懦者的楷模。
    
    事实上，被某些境外中文媒体奉为民间英雄的人士，也大都是舆论热闹而现实冷清，海外关注而国内却没有多少追随者，甚至在民间内部都找不到众望所归的道义凝聚点。所以，不要指望登高一呼的英雄出现，不要指望出现众望所归的魅力人格，这样的英雄甚至在八九运动中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山头林立、相互不服，即便在开会时举手赞同，执行会议决定时也会突然变脸。即便现在真有智勇双全的民间勇士，也找不到多少铁干追随者。
    
    在温饱基本保证的社会中，受益最大的精英阶层和利益受损的绝大多数民众，即便心里认定了现存体制必须来个大变化，相对不公平感再强烈，但他们仍然抱有搭便车的态度。所以，知识精英和大众网民共同的网络家园《世纪中国》被封，却没有几个精英、也没有众多受益于该网站的网民出来抗议；名扬海外舆论的草根维权者陈光诚，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即便许多人知道他，对他的被捕也大都是看客，甚至他为之维权的当地农民，也在官权的软硬兼施下逐渐沉默。
    
    面对政府权威和民间英雄双双大幅度贬值的现实，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民间维权运动不追求夺取政权或社会整体改造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民间力量的点滴积累和独立民间社会的建设，即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公民社会的扩张。首先，致力于在官权控制薄弱之处扩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和资源，用不间断的非暴力反抗来压缩官权控制的社会空间；其次，通过民间代价的累计来加大独裁官权的统治成本，将统治者逼入穷于应对、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窘境。
    
    一句话，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2006年1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大国沉沦 第3卷－第5章

大国沉沦
作者 刘晓波
第3卷 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5章 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2006年的中国，如若列举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当然少不了央视热播的大片《大国崛起》。11月13日至24日，央视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一套同名共8册的系列丛书也已同步发行。这是一部世界大国兴衰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电视系列片。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三年，七个摄制组分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竞相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大国进行实地拍摄和深入采访，分别诠释了各大国500年的兴起史。

该片的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还采访了中外100多位学者，可视为学术与电视的合作；该片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令外界感兴趣的背景是，该片主创人员坦称：这个历经三年完成的专题片，最初的启动主要得益于中共高层的意愿。2003年11月24日，党魁胡锦涛主持的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由中国两位专家系统讲述九个国家的兴衰史。据该片总编导任学安回忆：“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9大国，500年，在北京噪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另据境外媒体报导，政治局学习过后，中共高层下发档，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其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人视野，为中国加速崛起进行必要的精神准备。更有境外媒体说，这是在为中共高层准备启动政治改革造势。

以该片的分量而言，按惯例应该在收视率最高的央视一套节目中播出，但官方选择了在收视率相对低的央视二套播出，也许是为了不至于引起过渡争论。然而，无论是哪个频道播出，该片毕竟是中共电视第一喉舌制作并播出的大制作，打破国内主流媒体对重大公共话题的长期沉默，必然为公共参与极度饥渴的民间提供了发言的藉口。所以，该片一播出，顿时引发如同大雨般的热评，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该片是否说清了世界大国的兴衰历史，则是见仁见智。无论是线民的看法还是学者的评价，也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对该片的总体评价，可用毁誉参半来概括。

参与该片制作的人员和体制内学者大加赞扬，透出一种自我表扬的肤浅；该片总策划麦天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访谈时说：“这部片子采取侧重历史事实，而较少价值判断的方式，导致了其中所敍述的历史，和我们熟悉的教科书认识有所区别。这个区别造成某种紧张和兴奋，总觉得是不是有点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脆弱的心理的一种表达。这么大一个社会，如果因为某部电视片而发生什么不得了的转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们这个社会。”他还谈到这部片的三大正面价值：1，让公众了解什么是“历史理性”；2，呼唤一种中国历史缺少的“妥协精神”；3，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在国家崛起中的关键作用。显然，麦天枢所表达的是一种“威权主义”的崛起思路。

新左派对该片进行猛烈抨击，什么“不过是《河殇》的翻版”、“迎合了近20年右派营造的主流观点”啦，什么“把美国的发展过程捧上了天”、“警醒美国等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新一轮的遏止高潮”啦，……学过西马的新左派，真是不长进，洋墨水并没有稀释满肚子狼奶，继续上纲上线，狂喷阶级斗争的口水。更有甚者，一篇署名‘溧阳’的评论居然发出足以把专题片主创人员送进监狱的指控：“河殇”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此前不久新左派对讨论改革的西山会议进行舆论围剿就有左客在网上贴出至北大党委的公开信，必须对贺卫方的反党言论严肃处理。（见“乌有之乡”网站）政治自由主义知识人对该片的评价还算公允，既有所肯定，也提出尖锐批评。在这方面，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评价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肯定说：“它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敍述，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还算恰当的取舍。通过对这些史实的敍述，把这些国家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基本上讲清楚了。这对中国人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是有帮助的。”但他同时指出了该片的三大不足，特别对该片的“较强烈的‘富国强兵’的味道”。他说：“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要实现国强民富，后面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没有正确的制度做保障，光从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上努力，可能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侵略、掠夺别国，屡见不鲜。”袁伟时最为不满的一点是：“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在这个地方回避掉。”（见《搜狐评论》 2006-12-12 ）社科院研究院党国英先生也说：“《大国崛起》解说词仅仅有12处提到‘民主’，且主要是在复合名词中涉及，并没有认真讨论民主政治的意义。”

在我看来，不管官方允许播放《大国崛起》的主观意愿如何，但由于电视本身的巨大传播力，在客观效果上还是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比如有网友就说：“非常好的片子，真不能相信是央视的作品。太震撼了，只希望不要被禁。因为我觉得其中的内容与中国现在的体制格格不入，他强调了公平，人权,民主,法律，市场经济....”

央视的《大国崛起》引发舆论热评，既与中共高层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有关，更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视化表达。可以说，当爱国主义变成绝对的“政治正确”之时，胡锦涛政权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必然变成备受关注的议题。比如，截至2006年12月12日，百度一下“大国崛起”，搜索到的条目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二万多条；谷歌搜索到的条目更是高达近三百万条。

的确，中国式高增长可谓一支独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已经高达1万亿美元），中国军力大幅提升，中共政要满世界撒钱，中国游客出手大方，中国商品无所不在，中国人手机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增长最快……所以，在江泽民时代的后期，随着“申奥”、“入世”等成功，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逐渐被高调的“大国外交”所取代，中国传统的“天下心态”也以“大国外交”的形式重新复活。当年，江泽民满世界作秀的表演，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对跻身于大国领袖的强烈渴望。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全力提升江时代的大国外交，对台对日对美的态度日趋强硬。针对台湾，高调出笼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针对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而且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中断中日元首的互访；针对美国，由于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美受挫，胡锦涛便有意联合世界上的反美国家，从邪恶国家朝鲜、伊朗到越来越独裁的俄罗斯，从古巴到委内瑞拉，皆变成胡锦涛政权的亲密盟友。胡锦涛与普京发表“联合宣言”，不点名地警告美国；中俄联合举行大型军演，也有给美国看的意味；与此同时，胡温等高官开始了遍及拉美、中东、非洲、亚洲的金钱外交。2006年11月4日－6日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钱请来非洲48国元首，共同拱卫着中共党魁胡锦涛，很有点众星朝北斗的意味。

精英、媒体和愤青的舆论煽情

在舆论的导向上，中国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断煽动民族自傲情绪，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21世纪已经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50年后成为取代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等大言不惭，屡屡出自主流媒体和各类精英之口。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日本，有人 甚至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20年后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胡鞍钢）；最保守的估算也认为中国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林毅夫）。

在反美反日反台独的民族主义狂热中，不时透出一股嗜血的味道。每逢出现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事件，网路上必然响起一片喊杀喊打之声。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加入到战争叫嚣的大合唱之中。有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有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以至于，共军少将甚至狂言：“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在大陆媒体中，无论是大陆人还是海外华人，只要在西方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就会统统变成强化民族自傲的麻醉剂。尤其是体育领域的成就更容易激起昔日“东亚病夫”的民族自尊。王军霞在世锦赛和奥运会，连续获得过万米和五千米的冠军且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她本人还获得象征田径最高成就的“欧文斯奖”。国内媒体高呼：“东方的速度和耐力正在征服世界！”姚明成为NBA“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2004雅典奥运的110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华人导演李安的《断臂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被大陆媒体称为“所有华人的骄傲”，“再次让世界对华人导演刮目相看。”

“我们曾经阔过”的阿Q精神随处可见，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不断被搬上银屏，马踏匈奴的汉武大帝，驰骋欧亚的成吉思汗，最早下西洋的郑和远航，扩大了中国版图的康熙乾隆，他们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绩，不仅满足了当代国人的民族虚荣，也激发起古已有之的天下心态和称霸欲望。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已经变成西方世界的流行话题，“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雄师猛醒”之类的评论不绝于耳；西方舆论种种关于中国崛起的议论，西方政要和各类精英不断惊呼，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每一项中国利好的消息，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刺激。中国人不但自视为“腾飞的巨龙”，也确实越来越把自己当作“猛醒的雄狮”。

中国崛起的另一面

在我看来，尽管中国的国力军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软硬实力，也谈不上二十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可以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所以，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对他们自身是一种警示，而对世界格局而言则有点危言耸听；中国人陶醉于“大国崛起”，对自身是一种极度自卑后的反弹，而对西方世界显得过于轻浮。然而，不争的事实是，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被狂热民族主义绑架的民心，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已经为在独裁称霸背书，那种愚昧而可怕的天下心态正在迅速复活，已经再次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部分中国人已经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开始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以至于，国人越发陶醉于虚构神话，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赞美而不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既不愿意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不愿意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的现实。

跛足改革支撑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付出的综合代价之大，是其他国家崛起过程中难以比拟的；中国廉价商品来自劳工权利的匮乏及其“血汗工厂”，也来自粗放型增长模式背后的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中共大订单特别是从花大钱从俄罗斯购买尖端武器的背后，是独裁政权对全民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的背后，是权贵私有化和制度腐败造成的两极分化；在看似稳若磐石的社会秩序背后，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

更为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民族主义骄狂的背后是缺少文明价值支撑的民族意识，一种原始丛林伦理——主奴人格：遇强者是奴隶，遇弱者是主子；落魄时极端自卑，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这样的民族意识，很难崛起为自立自尊的文明人。他们只能接受统治者的灌输、欺骗和恐吓，如同大人连哄带骗地管制着孩子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统治者用小恩小惠贿赂着、用皮鞭恐吓着、用歌舞升平娱乐着、用谎言毒化着国人的灵魂。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独裁崛起的大国，拿破仑的法国、希特勒的德国、明治天皇的日本、斯大林的苏联，不仅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无不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相对而言，英国和美国的崛起就与上述的独裁崛起极为不同，两国都是以自由宪政立国，由此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动荡，也很少遭遇内忧外乱的大灾难，可以称为长治久安的大国。如果说，大英帝国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而回归正常国家，那么，美国的崛起则完全不同于殖民时代的任何大国。美国在二十世纪的领袖地位不再依靠对大片殖民地的占领和掠夺，而是奠基于推动了反殖民运动和领导了自由民主运动。

今日中国之崛起，决不能再走德、日、苏的“独裁崛起”之路，而必须开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在当下中国，由于官民之间对如何崛起的路径选择存在着巨大分歧，是自由崛起还是独裁崛起？其未来前景充满了充满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私有产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使民间蕴涵着自发地走向自由的巨大力量；而官权对独裁制度及其特权利益的维护，对跛足改革的坚持，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最大障碍。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独裁的国家，中国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国度。

所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今日的独裁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君不见，钱包鼓起来的中共政权正在全世界展开金钱外交，它已经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它用来经贸利益来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场来利诱和要胁西方大资本。而面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独裁大国，如果它的独裁崛起得到不到来自外界的强力制约，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就将重蹈历史覆辙，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将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进程。所以，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2007年1月